杜连义

忆母亲

又要过年了！

在这个北京少见的无雪的腊月，我的心却依然白茫茫一片，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上上下下地随风飘忽……每到此时，我都格外思念母亲。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我却总觉得她依然活在我们全家人身边，多少次的梦中惊醒，都因她那亲切而爽朗的笑声又一次回到我的耳中。

母亲生于年。我的姥爷是个杂役，据母亲说，就在德胜门内的税局子那儿干活。姥爷死得早，是因为一次赶着出城回家——姥爷家就在德胜门外冰窖口西段——他在晚上即将关闭城门的那一刻，急慌慌地将胖胖的身子挤了进去。结果回到家就吐了血，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姥姥从此一直守寡，带着两男四女熬日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母亲养成了过苦日子的顽强以及与命运抗争的精神。17岁时，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一个每天赶“鬼街”买卖古董的小摊贩。日子依然很艰难，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就是那时候的真实写照。以后，孩子越来越多，到新中国成立前，她的跟前已经有6张嘴嗷嗷待哺了——这还不包括因煤气中毒而死去的大姐和一个养不起而送人的哥哥。

为了养活这些嘴，父亲和母亲日夜操劳着，尤其是母亲。母亲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可在我看来，她一辈子都是在做着一份伟大的工作。为了养家，她紧裹棉袄，冒着刀子般的寒风去“鬼市”，帮父亲卖那些瓶瓶罐罐；为了养家，她放下自己的孩子去给富人家做佣工；她还糊过纸盒、钉过纽扣、挑过花儿……我的大姨家开一间古玩铺，算是有点钱的人家。母亲去她家串门，总要帮她家干些诸如拆洗被褥、做做棉活儿的事情，为的是临走接过大姨偷偷塞给的几角大洋时更加心安些。“你大姨可是咱家的恩人！你们别忘了人家！”母亲一直到七几年还这样说。我们兄弟姐妹都没忘记母亲的嘱咐，一直将大姨、大姨夫当家里老人般看待。

母亲的生日按阴历算是大年初一，可她自打成了一家之主后就从未正经给自己过过生日。因为年三十全家人都聚到一起时要包饺子，初一时要聚餐，母亲总会弄一大桌子菜，但她在此时却从不提起过生日吃寿面的茬儿。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只活了短短的66年。若果真如此，我们做儿女的情愿天天吃面呀！

母亲就是这样，她总是想着大家，而从不把自己的事搁在头里。新中国成立前吃糠咽菜，她把最后一块“共和面”窝窝头塞进最小的孩子嘴里；寒冬腊月，她也会将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披在要出门的大姐身上。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好过了，她依然是这样。一家人聚会，她总是炒完最后一个菜时最后一个上桌，遇到饭菜不够时，她就泡点儿菜汤。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兄弟几个能吃的时候，吃饺子时和一大块面也往往不够。这时，母亲就在尝过几个饺子后悄悄放下筷子，事后躲在角落里用酱油泡一疙瘩儿米饭吃下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母亲最喜欢吃什么，就是因为没见过她老人家在哪个菜盘里多夹过几箸菜。

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也都跨进了老年的门槛，而且都有了糖尿病，才猜想到母亲或许也有糖尿病。她曾犯过严重的肠胃炎，上吐下泻。我从青海回京探亲时，医院做过全面检查，可那时医疗水平不发达，糖尿病就查不出来啊。母亲在自己身体状况那么不好的情况下，还是那样苛待自己，真是令儿女无话可说，只能面对纸钱洒泪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读初中，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到了二十一斤，居民也都差不多，各个家庭都不够吃。那时，父亲在派出所当大师傅，他是个正派而认真的人，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动的。因为营养不良，他的两条腿都浮肿起来，像两条小象的腿。家里的重担再一次落到母亲的肩上，她更加节衣缩食，想方设法渡过难关。那时家里过日子的钱就靠着父亲和大哥微薄的工资，为了挣出学费，我们就利用寒暑假打工，我在大姐工作的电器科学研究院干过，是将矽钢片下脚料折砸在一起，以备回炉再用；也到郊区的马甸、祁家豁子一带割草，卖给太平湖的养鱼池；还给女三中和我的母校七中粉刷教室，都挣回一些收入。母亲在春天时，会在洋槐树下捋槐花，在榆树枝条间捋榆钱，都可以和在面里蒸发糕。在菜站，她会捡回白菜菜帮，给我们蒸一大锅棒子面的菜团子。她还养了两只大油鸡，每天下午“咯咯咯咯”一叫，我们到鸡窝里一掏，准会掏出一两个红皮大鸡蛋来。每逢此时，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那时，我家在德胜门外敞风口胡同住，院子很大，我和母亲在靠近南墙的空地种下了十几棵鬼子姜和两三棵倭瓜。到了秋天，鬼子姜能收一脸盆，倭瓜也能摘下四五个呢！这时，母亲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也笑得眯了起来……

母亲待人是真诚的，她对人的尊重和热情总是藏在那件打了补丁的灰蓝旧褂子里。我们院子的西南角是蹲坑厕所，隔些日子就有淘粪工用大木桶往出背，背出去倒进粪车里。三伏天，工人四脖子汗流，更是辛苦。每逢此时，母亲就会抓起茶盘里的细瓷净碗，倒上温茶，快步跑到院子当中，等着淘粪工出来。淘粪工连连谢着，不住推让，可母亲一定要让他喝一口。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张继安来我家，母亲得知他是回民，特意给他单做羊肉菜，且将炒锅用碱水刷了又刷。

母亲和邻居们都处得很好，在整条胡同里都有很好的口碑。即使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她对那些不幸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也从未横眉立目、谩骂呵斥过。院子里的小西屋住了一对盲人老夫妇，男的叫“大老李”，原来是明眼人，新中国成立前抽“白面儿”以致失明，夫妇俩就靠在街头唱西河大鼓为生，男的弹弦女的唱，日子过得艰难不说，还有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凡是母亲看到的，碰上的，她都会上前帮忙。耳濡目染，我们也添了几分同情心，在街上或胡同里碰上了，也会帮盲人夫妇牵竿引路或是在院里帮他们找东西。德胜门大街上有个茶馆，掌柜的姓周，一个人过日子，挺不容易的。父亲爱听书，日久便成了朋友，每到过年便把他叫到家里。母亲便早早将夏天晒好的干菠菜泡发好，调上肉馅，和好白面，为他包一顿干菠菜馅饺子。酒已喝得微醺的老周扬起一张红红的大脸对母亲的饺子赞不绝口，连连说“……明……明年……还……饺子……”

凡是从旧社会困苦生活中走过来的人，都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母亲也不例外。抗美援朝，她响应号召捐款；扫除文盲，她带头识字；讲究卫生，她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即使是大炼钢铁的年代，她也忍着心疼让我们把家里的废钢铁交到学校去。“破四旧”时，她剪掉了脑后头留了三十年的髻，一头短发，看上去，倒也显得年轻了不少呢！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只初识几个字，没有更深的文化，一辈子没说过一句大道理的话，更不会用大帽子压人、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外部新鲜世界的了解和







































哈市白癜风医院
无烦恼祛除白癜风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unw.net/gzjzl/22317.html